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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урнал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издается в рамках проекта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Журнал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23 (PDF, 32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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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职业

阿法纳西﹒帕夫兰季耶维奇﹒别洛博罗多夫,苏联军队大将,两次获得“苏联英雄”金星奖章。战争结束后,阿法纳西﹒帕夫兰季耶维奇曾在辽东半岛指挥军队。在他的书《冲向哈尔滨》中他写道:

就像在哈尔滨和其他满州城市里一样,亚瑟港、新城、旧城和贫民窟的卫生条件非常差。医疗卫生服务基本缺失。流行性乙型脑炎在这片土地上肆虐,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蚊子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病毒传播者。一次叮咬就会带来死亡。即使是进行了及时的救治,也会造成残疾。我们的医疗专家发现,蚊子多在城市管道、潮湿地下室等阴暗潮湿的地方繁殖。在彼得﹒ 伊格纳季耶维奇 ﹒卡克金什上校的带领下,我们的医护人员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工作。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染病人数大大减少。军医在城市和城郊设立了医疗救护站,定期接诊。前来就诊的人数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的医护人员每天要工作12至16小时。

我们多次尝试与蒋介石政府建立官方联系,但却无功而返。伊凡 ﹒普罗珂菲耶维奇﹒卡诺夫和尼基塔﹒斯捷潘诺维奇﹒杰明曾多次和当地政府代表进行交涉,但政府并未给予卫生医疗方面的支持。他们的不配合直接导致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蒋介石政府给过我们承诺,也约定过时间,也给我们发过通知。通知上白纸黑字写着连篇的道歉和祝愿,但是对于卫生医疗的事情却只字未提。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也来拜访过我们,邀请我们参加他的宴会。但在我们看来,他唯一想得到的,就是看到在酒桌上俄罗斯将军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歌功颂德。

1948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次又一次地取得胜利,一路南下。很快,蒋介石政府的残余逃到了台湾,向美国寻求庇护。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几个月后,国家总理周恩来来到了我们亚瑟港。在机场接机仪式结束后,当我们坐在开往城市的车里时,总理提议:

  - 我们把苏联和中国的士兵、将领、政治工作者都组织起来吧。我很想向苏联的兄弟们表达我们中国人民由衷的谢意。

一千多名中国和苏联的军事工作者参与了这次会议。会议上周恩来发表了重要的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来自苏联军队的帮助!苏联军队帮助中国人民歼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解放了中国东北,向中华人民解放军伸出了援助之手。“列宁的故乡、红色十月革命的摇篮永远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周恩来如是说道。“你们是我们的兄长,让我们做弟弟的将这份荣誉送给你们。这上面写的是对你们的感谢,感谢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讲话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根据周恩来在亚瑟港的行程,我们本应该向他展示我们的机械和装备,但周总理说他很熟悉我们的坦克枪炮,只想去潜水艇上慰问那些正在向我们学习的中国水手。参观过潜水艇后他对我说,潜水艇上的学员在学习时没有丝毫不适应,他们将我们视为手足,并在我们的帮助下逐渐掌握了潜水艇的复杂操作。周总理还委托我们代表辽东半岛的中国居民向我们院在莫斯科的政府表达深深的谢意。

我在亚瑟港生活了六年,接触过很多中国党员 – 从政治领导者到普通工人,和他们的谈话令我印象深刻、感触万千。中华民族一直铭记着苏联给予的无私帮助。在艰难时刻,是苏联的帮助让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苏联军队帮助他们打退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政府并在建国初期帮助国家复苏(经济激增,重工业崛起)。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职业是最重要的,但当我们谈到国际关系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翻译 – 是这个领域里尤为重要的职业。没有翻译,很多交流都会戛然而止。

在苏联军队援助中国取得战争胜利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租用了大连港。也正是在这五年时间里,在苏联的军人和专家的帮助下,辽东半岛东部的生活恢复了原有的宁静。当然,没有翻译也就不会有这样大的成就。那个时候,但凡会一点俄语的人都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而苏联军人飒爽的英姿也成为了当时孩子们下决心学习俄语的推动力。所以在那段时间里,大连和哈尔滨一样,也成为了众多翻译的摇篮。

今年六月,我踏上了大连这片土地。我有幸邀请到了当时的翻译、历史的见证者们。我们在神谷中医欢聚一堂(神谷中医正是大连中俄交流协会的所在地)。

让我们回到我们在神谷中医的聚会中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有:大连外国语学院的赵顺仁教授,大连俄罗斯歌曲合唱团团长、翻译李传诰,俄罗斯学教授毛淑志 李传告,还有我认识二十多年的高老师,高震江教授。

其实这四位早就认识了,只是很久没有碰过面,更别提聚在一起了。每个人都知道《中国与俄罗斯》这本杂志,每个人都没有拒绝杂志主编的邀请。刚刚大病初愈、身体还很虚弱的高老师也来参加在神谷中医的聚会了!

我们杂志社在大连的代表米拉﹒马克西莫娃帮助我组织了这次聚会。作为惯例,我们为了这次聚会、为了我们的友谊小酌了一杯。我请求每一位来宾讲述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首先我向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初选择学习俄语?俄语是如何改变您的生活的?

我们的客人们依次做出了回答: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很高兴认识你们。我叫李传告,我的俄语名字叫萨沙。我出生于1933年。1945年,在锦州周边的一个农村,我第一次看到了苏联士兵。一年后,苏联军队在小村子旁修建了飞机场。苏联士兵当时就住在我家里。村民把家里的空房间都让给了苏联军队住。那时候我第一次尝到了列巴和烟草的味道,俄罗斯士兵也没拒绝中国的白酒。我和住在我家的俄罗斯士兵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遗憾的是,那时我还小,没有记下他们的名字。那时候经常唱的歌曲《三个坦克手》到现在我还记着呢。对俄罗斯歌曲的热爱让我组建了大连俄罗斯歌曲合唱团。您对我们合唱团的报道也非常的精彩!

说到那些年,初中我就开始学习俄语。那个时候我们的俄语老师是一位俄罗斯军官的妻子。初中毕业后我就去市里的政府工作。没多久政府就派我到大连进行为期两年的俄语学习。学习回来后我就成了翻译。刚开始工作起来很困难,和俄罗斯人打电话时我翻译的很费劲。就在那时我遇到了高老师!我们成了同事,共同推进了如何将苏联士兵送回苏联的项目。1955年5月末,苏联士兵返乡,所以从2月起就一直在举办欢送晚会。这一系列的晚会让大家更加了解了俄罗斯的风土人情。这种情感在我儿童时期就对我有着重要的影响。我甚至可以说,即使在今天,大连人民也对俄罗斯这个民族有着不一样的情感。我退休之后就参加了大连的俄罗斯歌曲合唱团。多次随团赴俄演出。去过两次哈巴罗夫斯克,两次莫斯科,两次圣彼得堡。我们主要为老军人和人民群众表演。我们的合唱团在这些城市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家都很喜欢我们的表演。遗憾的是,我们的合唱团成员主要都是老年人,没有年轻人。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也已经六十岁了,年长的都已经八十一岁了。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想,如何能够吸引年轻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在第九期《中国与俄罗斯》这本杂志中,我们得知了关于俄罗斯军队亚历山德罗夫歌舞团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领导的总政歌舞团共同演唱《如果全球的年轻人》这首歌曲的提议。于是我们也学习了这首歌曲的俄语和汉语版本,希望有人也会邀请我们去演出,并以这种方式来吸引年轻人的加入。

我也向我的客人们介绍了米拉﹒马克西莫娃的新项目:在大连举办俄语歌曲嘉年华。因为正是大连这座城市,见证了中俄的友谊。即使在现在,大连也吸引着无数俄罗斯游客。米拉已经收到了世界各国朋友的来信(美国、德国等),这些人都表达了想要参加嘉年华的愿望。甚至萌生了这样的想法:在大连中俄交流协会的基础上举办茶话会,介绍60-80年代苏联流行歌曲和歌手,让更多的人了解苏联。中国和俄罗斯(原苏联)关系良好时,两国互惠互利;两国关系紧张时,双方都发现了问题。

李传告介绍完自己,按顺序就轮到了高震江,高老师。我们在第四期《中国与俄罗斯》杂志中刊登过高老师写的文章(您可登陆我们的网站www.owasia.org阅读电子版杂志)。文章中,高震江进行了自我介绍,详细地描写了俄语是如何走进他的生活的。高震江出生于锦州农村(距大连不太远,如今的自由经济区)。家里有六个孩子,高震江是最小的。家庭贫困,收成不好的年份甚至要挨饿。“但家长一直很努力让我们能接受教育” – 高老师说道。1945年,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我第一次看到了俄罗斯士兵,那时候我就萌发了学习俄语的想法。那时候在我们眼中他们击退了日本侵略者,是大英雄。当时特别想和他们交流,问问他们苏联是什么样的,因为那个时候苏联就是我们中国学习的榜样!于是我就下定决心学习俄语。而且那个时候毛泽东主席也提倡“向苏联学习!”。1948年我到大连市的俄语学院学习,1950年毕业。六十年之后的今天,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是那次决定成就了我如今的生活!因为俄语,我的生活再也离不开苏联,离不开俄罗斯,离不开俄罗斯人。高震江在文章中说道。在文章结尾高震江也表达了对杂志的美好祝愿“我希望杂志能够巩固并且进一步推动中俄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因为我们的友谊来之不易,因为这份友谊是用战士的鲜血换来的,所以我们更要珍视这份友谊!”

高震江曾多年在大连医学院任教,现在早已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很多已成为名人。但这些学生还是会亲切地称呼他为“高老师”。高震江曾在首批中苏合资企业《大海》担任翻译一职,之后又在伊尔库茨克市的《安加拉-碧海》公司工作。尽管他年事已高,他还在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高震江拥有很好的记忆力,经常给大家讲非常有趣的笑话。

接下来轮到我们的下一位嘉宾,毛树智。俄国同行,朋友和客户称他为弗拉基米尔,格利高里耶维奇,莫伊谢耶夫。我为何学俄语?原来我们家族生活中有不少俄罗斯元素,在我孩提时代,祖父时常讲起,曾祖父年轻时在俄国商船上工作多年,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后来在联通中俄的中长铁路工程中当翻译。俄罗斯情结代代相传,祖父和父亲也会些俄语。在我们边境小村里,有不少混血之家。我四爷的妻子就是俄国人,名叫娜达莎。大舅吴米沙年轻是在俄国打工,娶俄国姑娘为妻,留在了俄国。1945年苏联红军援助中国解放东北,一支部队横渡黑龙江来到我村,我父亲当翻译为他们忙前忙后。为欢迎红军村民组织了一场联欢会,尔后放映了苏联动画片,一只鸟儿唱着歌落到黄花绽放的向日葵上,又唱着 飞去了。这个画面深深地印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可是我人生中见识的第一部动画电影。黑河市和布拉戈维申斯克隔江相望,我每天沿江岸徒步去上中学,为的是多看一眼那俄罗斯风情。有一天我看到了令我毕生难忘的一幕,苏联老大哥向中国老弟赠送礼物,良种马,嘎斯六九吉普车满满一拖船。在甲板进行的交接仪式上,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国青年担任译员,此情此景令我羡慕不已。从此我和俄语交下伴随终生的不结之缘。要成为俄语翻译,闖荡大千世界,去见识彼岸的神秘国度。我的启蒙老师叫范妮娜,嫁了中国人的俄国姑娘。第二位老师库茨涅左夫,退役的坦克兵。1958年应他们的建议,我考入哈尔滨外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苏联专家教言语实践,中国老师教语言理论。1960年两国关系紧张,专家回国,改用俄侨 来教学。安娜,维克多罗夫娜,车尔尼赫老师对我偏爱有加,她向全班预言瓦洛加小伙日后成为一名教授。我对中苏两国教师无私师恩没齿不忘。没有他们,我不会学到俄语,没有他们,我不可能足迹几乎遍及苏俄,更不可能为两国的友谊的发展,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做出贡献。问到我的子女是否也走俄语之路,很遗憾,没有。前几天儿子从美国回来,他在纽约工作已十几年。我感叹道我这么多俄语专业书籍,日后留给谁呢?也许我的孙子--美国小公民卡森将来会对俄语感兴趣,承继家族的俄罗斯情结。1962年我作为全优生被留校,在26年的高教生涯中,先后在3所俄语院系教授低年级和高年级语言实践课。有幸两次出席中国俄语教学年会,出席了国际俄语和文学教师联合会第7届会议。翻译出版了‘总统的最后时刻’,正午的 梦影,海洋的珍宝,社会舆论与法,劳动心理学等作品,52岁时被国家外文出版发行总署评定为译审--翻译系列最高职称。1988年调入外贸从事对苏俄经贸,任政府代表团出访的首席翻译,在符拉基v沃斯托克常驻3年。

那您的孩子们有没有也走上和您一样的俄语之路呢?

很遗憾的是并没有。前几天我儿子从美国回来了,我还对他说:我有这么多俄语书,你也不学俄语,这些书我以后都给谁呀!谁知道呢,还有可能我孙子会对俄语感兴趣呢。在我们那个时候,所有的学校、大学里都教俄语。我毕业的时候所有科目都是优秀,所以我就有机会留校当老师。120名学生中,包括我在内只有2个人留校任教了。之后又过了很长时间,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不仅要任教(我当了26年的老师!)还要翻译作品。还记得那个时候和哈尔滨外国语大学的系主任赵书城一起翻译了亚历山大﹒柴科夫斯基的《未完成的肖像》,还有和伊万诺夫大学谢尔盖﹒契普科夫共同编纂了多本词典。我现在还记得我翻译的第一篇文章呢,那是一篇科普文章《深海的宝藏》。我也翻译过小说。当我在翻译彼得﹒普洛斯古林的小说《Полуденные сны》的时候,我就碰到了难题:怎样才能把小说名字翻译好。最终我翻译成了《梦非梦,日非日》,一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当时编辑夸我翻译的好。翻译就是这么一个时刻都在斟词酌句的工作。在一个词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一种概念。有时真的很难选出恰当的词语。

因为俄语,我有机会走遍俄罗斯,我有机会去独联体国家参观。我对我的人生很满意,尽管一路走来也有不少艰辛的时刻。

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赵顺仁1934年出生于沈阳。这是他的故事:

1954年中国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时候特别需要俄语翻译,所以我报考了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后来这所学院更名为黑龙江大学。1958年我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班深造。高翻班是一个走在翻译前沿的翻译小组,甚至被大家称为“外交家的摇篮”。这个班在全国只录取十名学生。学校特聘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马特维耶娃教授给我们授课。1960年下半年苏联专家撤回国内,马特维耶娃教授也返回了苏联。之后由李立三同志的夫人李莎(叶莉萨维塔·帕甫洛芙娜·基什金娜)接替她给我们授课。给我们授课的还有高铭老师。他们的课让我的俄语知识和翻译能力迅速提高。高明老师在1945年苏联军队解放东北时,曾担任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翻译,在中国翻译界名声很高。

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我结识了莫斯科大剧院演员、俄罗斯功勋艺术家卡. 马特洛索娃。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她通信长达五年之久,又多次在莫斯科见面。

1961年国家批准了我和另一名学生的赴苏莫斯科大学的五年读博申请,由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恶化,莫斯科大学拒绝接收中国留学生。于是我进入外交部翻译室工作。1969年,我又以一名外交官的身份去了莫斯科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我在使馆工作期间,柯西金、葛罗米柯分别召见我大使时,我担任翻译。这两次翻译让我印象深刻。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使馆全体外交官向列宁墓敬献花圈,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以外交官的身份瞻仰列宁墓,内心十分激动。

1973年我来到大连。那时国家向大连外国语学院派遣了近一百名语言专家,包括英语、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以及其他语种的专家。我在这个行列之中。就在这个时候我才和两地分居多年的妻子团聚。在高校,我除了教学工作外,还翻译了多部书籍,如:《苏中关系》(О. Борисов)、《外交史》第五卷(安. 葛罗米柯)、《总统的最后时刻》(亚. 恰科夫斯基)、《叶利钦传》(维. 安德里亚诺夫)等。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回暖后,国家教育部派我以学者身份到苏联高校访问,在莫斯科大学等高校我访问了许多知名学者和老朋友,收获颇多。我除了本科教学外,还给苏联留学生教授翻译课,至今已有27个年头。我的本科学生曾在1985年和1990年的全国俄语大赛中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大连市政府授予我“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称号。

2001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来大连疗养,我的老朋友、原外交副部长张德广陪同,这期间张德广来我家看望并邀请我全家到南山宾馆做客。

现在,除教学外,我还搞译著、编纂词典,同时兼任我孩子公司的顾问。这个公司已经和俄罗斯有着长达十多年的贸易往来。

总之,我一生,无论是在国家机关,还是在高等学校,都在用俄语工作,都在为祖国和人民,为巩固和发展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奉献力量。

从我们听到的嘉宾的故事当中可以看到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历程。今天我们采访的这些嘉宾生活的年代,正是那个中国人称呼苏联为“苏联老大哥”的年代。然而现在没有哥哥也没有弟弟。只有两个有着历史渊源的相邻的大国。只不过是一个国家比较富裕,而另一个相对贫穷。

我的客人们对那些不美好的回忆都是一句带过。谁也没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们是怎样过来的。别人是怎么冤枉他们的。关于这一点,每一位读者都可以自己出一本书了。那是一段非常压抑的时光,并不是只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也一直在想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是否真的是爱上俄语?

令我高兴的是,中苏关系回暖还是发生了。中国开始和苏联进行经济合作,并将合作上升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高度。中国有方向性地发生了改变,而俄罗斯还在漫无目的地改变着。虽然苏联有很多问题和局限,但也有不少好处:提供住房、免费教育等。我认为早晚有一天我们还会去追求共产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美国和欧洲就是最好的例子。资本主义是经济和道德的尽头。中国宣布建立小康社会,理论上来讲就是建立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就是苏联还没来得及建立的社会主义。这样,中俄两国已经在经济层面达到了共识,我希望我们两个国家还可以在更深层面上达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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