Журнал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издается в рамках проекта «Азиатское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Это серия большеформатных журналов 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со странами-соседями, о городах и регионах (как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ак и в этих соседних странах), их ресурсах и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х проектах

美好的回忆

谢飘

照片上为 谢觉哉与王定国一家 1949年

图片为第一排右二 谢 觉哉和中国共产党领 导班子1954年合影

侧照片上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与王定国 2012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今年6月份,我从“天津中俄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朋友们那里得到一本色彩鲜明华丽的《中国与俄罗斯》杂志第9期。杂志上有一篇题为“俄罗斯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的文章使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在这篇文章的油画插图上偶然看到了自己的父亲----谢觉哉。我立即把这张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图片给我妈妈王定国看。她看后异常高兴,于是我们全家这一天都沉浸在了美好的回忆之中。

《中国与俄罗斯》杂志总编В.别列日内赫得知我在他的杂志上神奇地发现自己父亲后,就请我谈一谈我们美好的回忆。

这幅图片表现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五年长征中翻过雪山时的情景。在油画的前面部分是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在油画中部是共产党和红军的老战士----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还有我非常惊喜地辨认出来的我父亲----谢觉哉。

他们这些人就是著名的“长征四老”,深受大家尊重的中国革命运动的元老。当时,徐老(徐特立)已经六十岁了,我的父亲和其他几位老人一样,已经五十多岁了。徐老是毛泽东的小学老师,我的父亲则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学会的同志,他们和自己的学生及同志一起参加了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中央苏区一起从事着建党建国的革命工作,一起参加了伟大的长征。我的母亲王定国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战士,她本是一名大字不识一个的贫苦农民,在共产党和红军的培养教育下,她发挥了超长的才智成为了一个诗人、画家、坚定的共产党员、爱国主义者。在长征途中,我的父母非常顽强,忍受着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和所有红军战士一样以坚忍不拔精神胜利的完成了长征。

“俄罗斯和中国”杂志的文章中公正地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与俄罗斯密切相关的”。中共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2 里 = 1 км.)长征,主要目的是北上抗日同时也是希望在北方接近苏联的地区重建革命根据地,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援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共产党在南方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所以才放弃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向北方进行战略大转移的。

  在长征胜利结束后,党中央在瓦窑堡举行的会议上决定派我的父亲(谢觉哉)和毛泽民同志(毛泽东的弟弟)负责向西北打通国际路线的工作。毛泽民同志派往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我父亲被派到甘肃的兰州。我父亲在兰州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并担任中共和毛泽东驻甘肃的党代表。

当时在兰州建立的八路军办事处,是非常及时的、非常重要的。它负责和苏联联系安排援助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往来。为此党中央又派了精通俄语的伍修权同志来担任办事的处处长。这样,兰州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军队与苏联进行联络的重要据点

这个办事处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成了我的出生地。我的出生,给我父母带来了极大的欢喜。

我的童年是在延安度过的。那个时期生活十分困难,医疗条件也极差。可以说儿童时期可能得的种种传染疾病我差不多都得全了,麻疹、水痘、腮腺炎、斑疹伤寒……我全都得过。最危险的要算是斑疹 伤寒了,我那时才两岁多。

在延安的中央医院,苏联阿洛夫大夫还给我输了血,并和几位中国医护人员全力抢救我。那时我已病的全身冰凉,接近死亡。我妈妈和医护人员在阿洛夫大夫的监护下把沙子炒热,装在布口袋里,把我围裹起来,这样才把我救活过来。我当时非常虚弱:我重新学走路,已经掉光了的头发头又重新长出来。

一九四九年建国后,在北京上小学时,那时正是苏联无私援助中国大搞经济建设的时期。   

有一次, 语文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中苏友谊的作文。我就以阿洛夫大夫救我为题材写了一篇描写阿洛夫大夫为我输血情节的作文。老师大为感动,在我的叙述的感召下,他在我的作文上批到“孩子,要永远记住中苏两国鲜血凝成的友谊啊!”。

那时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罗索夫等苏联英雄成了我们青年一代学习的榜样。年纪再大一些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更成了我们青年人必读的教科书。

有一天我父亲从我这里拿走了这本书,他也认真看起来了,父亲把书还给我时,指着保尔·柯察金说的一段话语重心长地说:“这一段写的真好”。我一看,原来是“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保尔的这句话,教育了我们中国整整一代青年人,而且也得到了像我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人的认同。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在苏联文学的重大影响下形成的。

高中毕业了,学校通知我们几个去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准备去苏联留学。这事真让我们兴奋极了,从小我们就梦想着能去苏联看看我们的明天——苏联的社会主义,去看看斯大林格勒、列林格勒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粉碎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英勇的苏联人民。去看看列宁和斯大林的遗容,这下可有机会了!

在外语学院我们拼命的学习俄语,为能把苏联的知识和经验学到手,回来建设我们自己的国家。

为提高学习的效果,我们约定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对话只用俄语。学校领导还把电影台词用俄文印发给我们,让我们背,然后再反复看那个电影。经过八个月的强化训练,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连晚上做梦说的也是俄语。

但是,我们去苏联学习的梦想没能实现。50年代中期,我们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坏。当时,中国人就是在那个两国关系冰冷的时期也仍然坚信苏联的广大人民对我们中国人是友好的。发生过许多关于苏联专家动人友好的动人故事,他们想出各种方法减少撤走苏联专家给我们国家带来的损失。在被迫撤离之前,不少苏联专家故意不锁办公室门,让中国的朋友们去复制技术资料。有的还有照旧对他们走后可能会出现的技术问题提出解决意见。

直到现在,每当回忆起当年苏联撤回专家的那些日子和1969年在珍宝岛上发生的悲剧,我还感到痛心。

在后来这些不正常的年代里,我与苏联人没有任何联系了,俄语也被慢慢忘掉了。一九八三年因出差去意大利,途经莫斯科,在使馆住了三天。在中国使馆人员陪的同下参观了红场、列宁墓、克里姆林宫、钟王、炮王、莫斯科地铁等有限的地方。就这样,青年时期的梦想总算以“到此一游”的方式告慰了自己。

时间不会停留,八十年代两国新的领导人开始修复两国关系。但是关系正常化没几天,令人痛心的事情发生了------苏联就解体了,苏共失去了政权。俄罗斯开始了重建自己国家的艰苦道路。中国也开始改革开放,得到了迅猛发展。但是改革中发生的新问题也使中国共产党人苦苦思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应该怎么走。

近年来,我们两国间建立起了牢固的睦邻友好关系,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两国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往来关系在建设性的基础上,以“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考虑双方利益,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水平”为原则,日益加强。

   完全可以说,我们两国人民正处在第二个蜜月期。中国新上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访国家就是俄罗斯,这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不仅签订了大量的经济和文化合作文件,而且还出席了“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

习近平主席还号召开展家庭旅游。

在此期间我有幸结识了,天津中俄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王秀玲主任以及交流中心的俄罗斯顾问——老布尔什维克,八十二岁的乌里扬诺夫同志,他们正在从事着中俄民间的文化交流及合作,他们是恢复中俄友谊的先行者。他们在各自的国家里举办着画展、文艺演出和艺术培训交流等活动。他们的活动对曾经有着俄罗斯情结的人是很有吸引力,特别是乌先生一口流利的汉语,以及我们共同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立刻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并激起了我对俄罗斯向往的热情。我很愿意参与中俄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活动工作,并且希望能组织我的同龄人——具有俄罗斯情结的我们的一代人参与中俄友好活动,重温我们青年时期未能实现的俄罗斯梦。

现在我的母亲王定国已是101岁的老人,父亲谢觉哉已与1971年病故,我也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中,但我还是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态,向往中俄友谊,习主席的这个号召,得到了中国人发自内心的热烈响应。我的很多朋友都有接待俄罗斯家庭和带着家人到俄罗斯去访问的愿望。

我们预祝,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渊源流长,中俄两国进一步繁荣昌盛。  

 

谢飘

2013年6月25日